《服装设计师》2022年5月刊刊登了我中心崔荣荣教授专访。

原文如下：

以挖掘实证为研究抓手，探索中华特色"衣文明"——专访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崔荣荣

近年来，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国策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倡导下，中华传统文化进入了复兴“快车道”，在各个领域频频出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传统服饰，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精美繁复著称于世，它既是中国古代审美与哲学理念的优秀代表，又凝练着历朝礼仪和政治制度的精髓，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记录着中华历史文明的发展变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崔荣荣教授认为，对中华服饰文化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为服饰属于物质文化范畴，物质性是其第一属性，所以实物研究是服饰历史研究中最具说服力和实证性的范式。他自2002年开始进行传统民间服饰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足迹遍及全国16个省市地区，自主收集了明清以来的5000余件20多个品类的传统服饰。20年间，他所带领的团队兼具传统服饰的研究保护与传承创新，形成了以汉族服装历史传承为研究脉络，深入挖掘其历史起源、创作过程、创作技巧及其实用与艺术价值中存在的大量闪耀着人性智慧的无形非物质文化及社会内涵等。同时专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工艺传承”、“振兴传统手工技艺”等发展目标，经过不懈努力，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服饰教学、创新设计互相融合共生的特色教学模式，建构了传统服饰研究的特色体系。

在他看来，传统服饰是连接古今的重要载体，其中所包含的传统语言、性格及其独有的情感特性，都是传统文化的具象体现。研究中华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对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促进特色产业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好的赋能作用，是服务于现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助剂。但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民间服饰已经失去了本该属于它们的生存土壤，要将这些传统的民间服饰文化保护和传承下去，更应该去创造性地学习和继承，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前辈的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展示华夏服饰的“服章之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文化体系。（以下，FC：服装设计师杂志）

FC：您主要从事传统服饰文化与创新设计研究，我们都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也是历久弥新、常提常新的。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做到如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崔荣荣：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复兴，提出了新的时代选题，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此，概念升华为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就是指那些具有正能量且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因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博物馆、陈列馆与考古所中，现共存有几十万件传统纺织服饰文物，这些文物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服饰文化提供实证，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让研究和继承中国的服饰文化变得更迫切、更需要。发掘保护并倾力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始终致力的方向。而设计学科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的平台和载体作用。

这是因为要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势必要将其与未来的生活方式、社会与人民的精神需求与审美需求相结合，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合理的创新路径。当然，理论研究与思想分析在其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对实践过程起到指导作用，但只有理论就容易造成与现实的脱节。到浙江理工大学任教以来，我发现浙江的纺织服装产业与学术领域结合得较为紧密。这种结合更偏向商业性质，还未涉及到国家形象、民族文化符号打造、国家品牌战略推进的层面，大部分项目还处于创名牌的阶段，此阶段主要分为生存、发展与积累三个环节。我认为对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从三个理论层面着手准备：

首先，我们要将传统的古典艺术形态进行现代化创新。例如，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重镇之一，是东西文化交汇的见证者，也是我国丝绸文化“东风西渐”的发端。敦煌莫高窟对于当代历史、文化、考古、艺术、建筑、音乐、设计等研究来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敦煌壁画和彩塑中反映出的服饰造型、结构、色彩、材质、配饰、纹样和装饰风格丰富多彩，反映了古代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民族的衣冠服饰，是中国历代服饰和织造、印染工艺的重要历史资料。近年来，“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及楚艳老师一直围绕敦煌艺术进行深度挖掘，从中整理出经典的大唐服饰元素，再创作出全新的系列作品。高腰襦裙、大袖短袄等经典的唐代服制在保留原有形态神韵的基础上，以更现代、更简约的时尚设计手法呈现，这种创新型的传承便是弘扬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手段。

其次是民族和民俗的时尚性转化。无论是宏观的中华民族视角，还是微观的民间民俗细节及社会性的语言，都可以成为时尚转化的载体、路径。这种转化需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打造当代生活情境下的民间民俗和民族情怀和表现形式，并被当代人接受。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显性的、外化的视觉符号，但传统的民族服饰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速度。于是，一些青海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在设计新式民族服饰，他们设计的新式民族服饰具备现代性，又有民族特色，也是弘扬传统服饰文化、创新型传承的一种方式。

最后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转化。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方面的传统文化，都可以通过学术梳理将其转移成当代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落地。中国服装史上的几大变革：“胡服骑射”、“开放唐装”、 “西风东渐”等，贯穿了整个中国服装史的演绎变化过程，表面上体现的是审美与着衣风貌的变迁，实则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推动服饰演变的内在动因，包括战争、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等。

 从交流方面来讲，唐代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方式的多样，频繁与影响均甚于前朝。到了近代，随着“西风东渐”的兴起，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我们开始主动吸取了大量的西方民俗文化，西方元素与传统文化出现并存的局面。例如，现代人结婚都穿婚纱，在人们的观念中婚纱是白色的，但同时东方人又多了喜庆吉祥的红色秀禾服，在婚礼的不同环节中既要穿红色也要穿白色，形成了新的习俗。当然，不能只有“西风东渐”，传统优秀文化在未来还应当走出去，以古典东方审美元素对现代时尚潮流产生影响。

FC：当下，很多设计师都在做新中式服装，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新中式风格？

崔荣荣：当下，家居、建筑、室内、服装设计领域大量充斥着新中式风格，但我认为新中式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风格”，是指一段时间内比较稳定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但新中式的“新”表现在哪里？这种风格又要如何界定？风格的由来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模糊，也缺乏明确界定，没有答案。

 其实，最早是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举行期间，北京服装学院等设计团队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宋锦技艺以及丰富精致的古典吉祥纹样，天圆地方的廓形，沉着雅致的东方色彩，为参与APEC峰会的领导人打造出了具有当代视觉符号价值的中式风格服饰，并且，将这些服装定名为“新中式”。后来，这个概念延续至行业与产业界，很多品牌对其进行了拓展，将新中式作为IP或理念应用，以至于消费者云里雾里地认为新中式是一种艺术风格。当然，只要不造假，不带有文化歧视，从产业创新应用的角度来讲，品牌可以尽情演绎新中式特色，打造具有中华特质符号的各种当代性表现形式。现在主要问题在于大部分品牌还是将传统文化元素简单机械地拼接和罗列，并没有加入思考与变化，这样往往并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并且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大。

 近年来，李宁利用“中国”二字营造国潮设计IP，向消费者展现出极具张力的中国风文化元素与设计，并且以此进一步加强品牌年轻化、时尚化的形象，打造出了很多爆款，这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江浙一带，很多品牌以前依赖广告与明星代言推动销售，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时尚流行与设计艺术是紧密联系的，在IP打造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他们更是将精力倾向于产品开发方面，这才是时尚品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转变。

FC：在我们看来，既能体现东方的传统文化，又与西方时尚结合，且比传统服装更简洁、实穿，就可以称之为新中式服装了？

崔荣荣：传统服装也具有极高的实穿性，比如改良汉服。现在“汉服热”不断升温，近年来，汉服的销售额呈几何式上升，全国出现了很多汉服小镇，推动了汉服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文化传承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

 越来越多的改良汉服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改良汉服在承载古典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灵活多变的现代设计元素，通过对现代汉服面料、色彩图案以及款式的创新设计，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以一种新颖的，更易被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面貌传承下去，从而达到古衣新穿的效果。因此，传统服装并不欠缺实穿性。

FC：我们知道您收藏了很多旗袍，可以介绍一下这些藏品吗？是什么吸引您展开了对纺织文物的收藏与探索？

崔荣荣：其实，我不只收藏旗袍，旗袍只占据我纺织文物收藏的一部分。目前，旗袍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这是因为在汉服运动里，同袍们普遍认为清代由满族统治，旗袍带有满族特色。另外一方面，旗袍在民国时期是主流的女装服饰，有很多人认为旗袍并不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但实际上，我们要以开放的民族观、历史观看待旗袍。中华民族的服饰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机融合了其他族群的服装，并且将它同化，形成了传统服饰体系。所以，看待旗袍的眼光不应该狭隘，而是应当以开放的视角去解读。

 我之所以展开旗袍收藏，是因为受到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的启迪。后来，我们地毯式搜索江南水乡服饰，那时正好恰逢苏州工业园区大发展，水乡逐渐被城市所取代，我们就开始对外扩展，将视线放在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挖掘这些省份的纺织服饰文物。山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大物博，地上地下藏品丰富，山西人又善于保存文物，因此，在这里收集到的服装具有形制完整，色彩多样等研究优势。在收集文物期间，我还研究实物同时申报项目、撰写发表文章，这便是对实证资料积累的过程。目前，这项收集工作还在延续。

 到浙江理工大学任教之后，挖掘传统服饰及文化仍然作为我们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也开始梳理其中的符号性视觉元素。目前，除了收集来自于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的实物资料，我们这几年又把目标盯到出土文物上，这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土的文物要先经过考古所整理和修复，再移交给博物馆，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与文博系统并不交叉，查阅与研究文物史料存在较大困难。

 当然，由于地处江南，我们研究江南博物馆的藏品比较便捷。无锡考古所出土了一批明代服饰，所以，近年来，我们有两个明代服饰研究项目，接下来，我们还要从事南宋出土服饰的研究工作，通过对实物资料的追踪，研究服饰形制、色彩、材料、纹样和工艺，以及包括舆服制度、设计思想、礼法等形而上的思想。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国内最好的服装专业博物馆之一，收藏有各民族的服装 、饰品、织物等一万余件，还藏有20世纪30年代极为珍贵的彝、藏、羌族人的生活图片近千幅，令我大为震撼。这启发我与搭档张竞琼老师一起收藏纺织服饰文物。由于我们工作、生活在江南地区，就近开展保护与传承研究，这里的江南服饰是一种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服饰，扎包头巾，穿拼接衫、拼裆裤、围作裙和穿腰束腰、裹卷膀、着绣花鞋是它的主要特点。这样的服饰形制，方便人们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生产生活，它凝结着吴越先民的智慧结晶。

 因此，我们从2002年前后开始收集江南水乡服饰。收集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藏玩，而是以它为支撑从事服装本体的研究工作，再将这种研究拓展到地域文化、农业生产领域。目前，因为有实证作为载体，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实，无论是视觉审美还是美学内涵，东方美学也要构建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为服饰属于物质文化范畴，物质性是其第一属性，因此实物研究是服饰历史研究中最具说服力和实证性的范式。其实，推进起来比较困难的是对唐代与北宋服饰的研究。唐代距今时间久远，现在出土的唐墓里几乎没有成规模和完整的服装，基本上都是丝绸的残片居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高腰儒裙都来自于敦煌壁画等艺术作品中对其的描述。

 马王堆汉墓与荆州楚墓等两湖地区出土过很多两汉时期的纺织品，并未发现缝制成型的服装。近年来，中国丝绸博物馆一直在对出土服装进行复原。我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考古、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服装史可以再提升一个台阶。这是因为作为历史生活的“亲历者”，历史实物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一手资料，实物的实证性要远高于文献及图像，甚至是口述。还有很多未被研究的实物，亟须学者考察、测量、对比、研究、思辨，从而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质疑、补充和拨正，再“重写”中华服饰文化史。我现在到浙江工作，浙江是南宋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结合的地域，这为收集、研究南宋服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收集到的这些传统服饰是学校开展学术研究及设计创新的载体与原生动力，这些传统服饰不仅可供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还可以激发本科生的创意思维与设计源泉。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强学生自身的文化修养、美学素养和创新意识。因为运用传统服饰中的图案、色彩等元素并不存在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可以直接进行创新应用。我们会将收集到的传统服饰以本源的形式作为学术资料保存下来，这也是传承与创新传统服饰文化的体系之一。在传承传统服饰文化符号的过程中不断传递中国审美、表达中国声音。

 因此，设计界要为这三种层面的转化提供方法论与创意思想。因为方法论的研究与创意思维的开发，是奠定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基础。其实，创意思维是在广博的历史文化素质教育基础之上的总爆发。就像当下流行的国潮与汉风，都是基于大量的沉淀与积累，通过对历史元素进行挖掘，从而催生出的创意新形式。传统服饰中的造物设计原则和匠心智慧，是现代时尚产品设计研发的文化滥觞，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内涵，加强服饰设计中的民族元素体现，实现文化赋能，才能最终形成 “中国范式”和“中国风格”。